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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党史必修课（三）】南陈北李相约建党

【摘要】：

1919年6月9日，在五四运动高潮阶段，陈独秀起草了《北京市民宣言》，提出包括取消两次对日签约在内的五项要求。宣言表示：“倘政府不顾和平，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，我等学生、商人、劳工、军人等，惟有直接行动，以图根本之改造。”宣言印成传单，群众“读后大声叫好，拍手欢呼”，北洋政府却大为恐慌，视之为“扔炸弹”，严命警察署迅速捉拿印发传单之人。6月11日晚，陈独秀到新世界游艺场散发传单，甫到新世界，就引起了暗探的注意与跟踪。当晚，陈独秀被警察拘捕，住处也被连夜查抄。

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在学生界、知识界引起极大震动。13日，北京《晨报》最先披露了这一消息。随后，全国各大报纸相继报道评论。各地函电交驰，社会团体、学者名流、学生等纷纷行动，他们强烈谴责反动政府的倒行逆施，一致要求政府当局立即释放陈独秀。

毛泽东在《湘江评论》创刊号上发表了《陈独秀之被捕及营救》一文，推崇陈独秀是“思想界的明星”，言：“陈君之被逮，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，并且是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，使他越发光辉远大。……我祝陈君万岁！我祝陈君至高至坚的精神万岁！”

北京政府原以为逮捕了陈独秀，便可以遏制新思想、新文化的传播，便可以压抑风起云涌的反帝爱国运动，不料，陈独秀虽然失去自由，但得到了更多人的理解、支持和声援，并因此而名声大噪，成为妇孺皆知的新派领袖人物。

9月16日，在社会各界的积极营救和强大的舆论压力下，北京当局不得不退让。警察厅同意陈独秀以胃病为由，“准予保释”，但出狱后“仍应按豫戒法第3条4款施以豫戒”，不得擅自离开北京，不得从事政治活动，并由“巡官等随时视察按月呈报”，“免其再有越轨行为”。

陈独秀获释出狱后，北大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会。李大钊兴奋地在《新青年》上发表白话诗《欢迎独秀出狱》。

陈独秀在被捕事件后，声誉更隆，社会影响更大了。1920年2月4日，他受邀去武汉讲学，先后作了《社会改造的方法与信仰》《新教育之精神》等专题讲演。在讲演中，他提出“三个打破”的政治主张：“打破阶级的制度，实行平民社会主义”；“打破继承的制度，实行共同劳动”；“打破遗产的制度，不使田地归私人传留享用”。武汉报刊和国内其他大报刊均以大字刊登。但湖北官厅极为惊骇惧怕，明令陈独秀停止讲演，速离武汉。陈独秀“愤恨湖北当局者压迫言论之自由”，于2月8日傍晚，乘车返回北京。

实际上，陈独秀刚离开北京，警探就发现他不知去处。武汉演讲的消息经报道后，北京政府震怒，限期要警察厅交人。警察厅慌作一团，决定在他返京时再将其逮捕囚禁。并不知情的陈独秀回到寓所后，一位警察也进了屋，闲扯几句后，警察急急走了。陈独秀警觉起来，立即带上随身要用的东西，辗转去了李大钊家。二人连夜来到北大教授王星拱家。王星拱给陈独秀戴上一顶毡帽，让他穿上王家厨师穿的一件油渍斑斑的背心，装成病人。李大钊带几本账本及店家用的红底片子，装成生意人。两人雇了一辆骡车，连夜出朝阳门，直奔天津。

就在那辆不起眼的骡车上，一件对近现代中国影响深远的伟大事件正在酝酿中——陈独秀通过五四运动及其后自己的遭遇，深感中国有必要建立一个工人阶级的政党。他的目光从以青年学生为主转向以工农大众为主，从对思想文化的研究和传播转向建党的实际运动。

这一路，两人亲密地谈着在中国建党的事宜，并约定，陈独秀在上海，李大钊在北京，一南一北负责建党。

阴历除夕，陈独秀到了上海。上海是中国工人阶级最为集中的中心城市，汇聚了50万产业工人。按照与李大钊的约定，陈独秀就在这里率先开始了建党活动。

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上，“南陈北李，相约建党”的佳话广为流传。在他们的行动和推动下，各地纷起响应，一时间形成星火燎原之势，创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事业由此开启。

图文来源于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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